格言 | 顾炎武：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

顾炎武

顾炎武（1613-1682），苏州府昆山(今江苏省昆山市)千灯镇人。本名绛，字忠清，后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，改名炎武，字宁人。因故居旁有亭林湖，学者尊其为亭林先生。顾炎武是杰出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，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。著有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音学五书》《亭林诗文集》等。

顾炎武一生辗转，往来于鲁、燕、晋、陕、豫诸省，遍历关塞，实地考察，搜集资料，访学问友。后居陕西华阴，康熙二十二年（1682年）病卒于山西曲沃。顾炎武学识渊博，在经学、史学、小学、金石考古、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，都有较深造诣，其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，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，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，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，给予清代学者极为有益的影响，被称作“清学开山”始祖。

周可真：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

顾炎武的家庭教育是比较严格的。嗣母王氏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顾炎武幼时即授之以《大学》，又“授以《小学》，读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，未尝不三复也……于刘文成、方忠烈、于忠肃诸人事，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。”

嗣祖父顾绍芾则极重视对顾炎武学风的训导和学德的培养，曾教导顾炎武“士当求实学，凡天文、地理、兵农、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，不可不熟究。”又训之曰：“凡作书者，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”，要求顾炎武始终坚守原创的学术道德。顾炎武后来提出“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”的学术原则、“前世所未尝有，来世所不可无”和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的创作原则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其家教的结果。

孔子曾分别提出“博学于文”和“行己有耻”这两个观点，顾炎武首次将这两句话抽出来，合在一起谈，强调了“学”（学品）与“行”（人品）的统一。于“学”，他强调“博学”和“广师”相结合，读万卷书，听万人言；于“行”则特重“耻”，以为“（礼义廉耻）四者之中，耻尤为要……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，其原皆生于无耻也”，并强调“行己有耻”之于士人，是“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”。也就是说，士人之耻莫过于对天下百姓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。顾炎武的这种思想，可谓高屋建瓴，振聋发聩。

在顾炎武看来，坚持“行己有耻”，关键是要做到“先义后利”，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，而非倒过来将自己个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。顾炎武说：“君子得位，欲行其道；小人得位，欲济其私。欲行道者，心存于天下国家；欲济私者，心存于伤人害物。”“心存于天下国家”而“行道”，就是“义”。顾炎武也用他的这种思想来训导其得位从政的外甥：“必有体国经野之心，而后可以登山临水；必有济世安民之识，而后可以考古论今。”

顾炎武是明清交替之际的一位杰出爱国者，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。他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位伟大学者，根本是由于其深爱其国。他在其临终绝笔而定的《日知录》中提出了被近人梁启超概括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著名论断：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。”顾炎武认为伦理道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根基所在。顾炎武所欲力保的“天下”本质上就是以“仁义”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化，这是他所认为的其所爱之“国”的根本。?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周可真）